像一艘破旧不堪的船，沉到了海底，幸遇良医把她捞了上来，又让她看到阳光。但现实中，一个又一个人心探底的案例，使医生变成了土罐里的缩头乌龟，明哲保身，不敢一搏。
最近，生命时报刊发了记者李迪整理采写的一篇文章，反思了现代医疗中的遗憾，并对当今医学和医疗作了一些思考。这篇文章是原卫生部副部长、著名妇科肿瘤专家曹泽毅分享的一个匪夷所思的真实病例：今年7月初，我接到一位学生的电话，她说，有位卵巢癌晚期病人奄奄一息，家人不想放弃，医院拒收，医院不具备救治这位病人的条件，希望我能帮忙判断一下还能不能挽救，给病人家属一个确切的答复。我同意了。过了一会儿，患者母亲给我打来“曹院长，感激您愿意救我女儿，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我打断了她的话，忙问：“患者现在在哪？医院？”患者母亲哭着说：“女儿特别虚弱，目前住在ICU病房（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不能起床和移动，真不知道怎么带她过去找您？”我说：“那我过去看看，但必须由患者所在的急诊抢救中心请我会诊才行。”抢救中心已对患者束手无策，立刻同意我去会诊。患者衰弱地躺在病床上，43岁的她满头白发，面无血色，四肢骨瘦如柴，腹部顶着一个巨大的肿瘤，整个人就快被肿瘤“吸干了”。病人的特征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癌症晚期病人。不过，也不一定，还需进一步排查。患者母亲说，病人未婚，没有过性行为。这就不便阴道检查，但通过肛门可以做个盆腔检查。患者起初坚决拒绝检查，可能因为担心检查疼痛难忍。我戴上手套，轻声告诉她忍耐一下就行，将手指插入肛门探查盆腔情况。患者尖叫了两声，我很快把手退了出来，心里却有数了。一般来说，如果是卵巢癌晚期，盆腔底部、子宫旁边会有疙疙瘩瘩的肿瘤组织，但我用手一扫，没有摸到疙瘩，像是一个较大囊性肿瘤的底部。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巨大肿瘤或许并非恶性晚期，还有救的机会，于是马上安排患者转院事宜。近年来，我在北京的中医院做名誉院长，并在妇科门诊、查房和手术。实事求是地说，转入这样一位救治风险极高的患者，对医院和医生而言都是挑战，病人虽然迎来“生机”，可一旦结果不好，医生也许就要面临“死机”。不是所有医生都愿意与患者共担风险。医院很快同意我的意见收入病人。患者当天下午顺利入院，但严重营养不良和贫血，血红蛋白只有63克/升（女性正常值为克~克/升），这种情况无法施行任何手术。我交代病房医生马上输血，隔日一次，给予静脉营养支持，争取尽快改善机体情况，以便开展手术。一周后，手术如期进行。术前，我估计手术可能很困难，一是患者身体情况不好，二是腹部巨大肿瘤此前在多家医疗机构进行过多次穿刺引流，瘤内液体可能通过穿刺孔流到腹腔，导致多器官粘连，患者很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我把风险如实告知患者母亲，希望如有不测她能理解。她说：“事到如今，我相信您。只要您愿意做这个手术，就算失败，我也能接受。即使女儿走了，我也希望她不要把大瘤子带在身上。”开腹后，情况果然十分困难：腹腔已被肿瘤占满，上面长到肝下缘，与肝脏、侧壁腹膜粘连，顶部与大网膜、胃、十二指肠、小肠粘连，右侧与盆壁、结肠粘连；左下腹穿刺引流处肿瘤破裂，黄色的坏死组织与腹壁粘连；变薄的膀胱附着于肿瘤下方。开腹后，我们谨慎地分离瘤体，在肿瘤表面造口，吸出黄色稀果冻样液体毫升；瘤子没有缩小多少，但可发现其来源于右侧卵巢，左侧卵巢正常，但粘连于子宫左侧；冰冻病理提示“粘液性肿瘤，部分癌变”，遂将整个右侧卵巢一并切除，取出的烂肉样组织有满满两盆（口径约25厘米的盆）。过程中，患者血压一度低到49/27毫米汞柱，持续输血才得以改善；剥离小肠、膀胱等处粘连后，多处渗血。止血后，我交代助手医生完成后续手术。助手医生考虑如果关腹后继续渗血非常危险，且对小肠破损有点担心，便找来外科大夫协助，以求更保险些。外科大夫认为，需要在腹腔填充纱布止血，等血止住两天后再开一次腹，取出纱布，到时再修复小肠。对此，助手医生心里打鼓，打电话征求我的建议，我就急了！填充纱布可能增加感染风险，患者已极度虚弱，最好不要二次开腹。小肠只是浆膜层轻度破损，肠壁完好，不需要特意修复，填充纱布反而可能压坏小肠。上述风险可能会使救治前功尽弃！我立即回到手术台上，再次根据经验决定关腹，只在右上腹和左下腹留置两根引流管，以便观察和排出渗血，我有信心渗血可以好转。其实，助手医生和外科大夫的考虑也没有错。只不过，医生在危急、关键时刻，不但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还要有对病人的全面了解、责任感、魄力和担当。术后，病人进入ICU病房，腹腔引流出的渗血逐渐减少，24小时后仅为20毫升。4天后，病人情况平稳，回到普通病房，饮食恢复，我鼓励她早点下床行走。我去看她时，她缓慢地说：“我像一艘破旧不堪的船，沉到了海底，是您把我捞了上来，又让我看到阳光。”我轻抚她的额头，握住她的手，对她说：“好好吃饭和活动，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只切了一侧卵巢，保留了子宫，如果遇到合适的人，你还有机会生儿育女。”病人哭了，我也眼眶湿润。在这个病例中，我们看到，医院均要求患医院，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这是当前司空见惯的现实情况。若把这个病例拿给妇科肿瘤医生们讨论，大家一定分析得头头是道，为什么不早治，为什么不找对的大夫……但你若问，谁能伸手救她？也许就会沉默下来。因为大家知道，风险太大了，不完全是技术水平问题，而是医生愿不愿意和患者共担种种风险。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找到我，有没有医生愿意救她，她能否活到现在，都是未知数。
其实，我也会想手术困难、病人下不了手术台怎么办，但这些问题只是一闪而过，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千方百计地把手术做好。如果我纠结于那些问题，就会以保护自我为目的，就会胆怯、保守，就会该做的不做、该多做的少做。事实上，如今不少大夫就是如此行事，但也不能完全怪他们个人，行为背后还受到医患关系、医院考核、医保控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医患关系是个突出问题。如果医生在诊疗中，更多考虑的是万一出点问题，患者很不理解，跟我闹、拉横幅、打官司，甚至伤害我，我该如何保护自己？那么，最后承担恶果的一定是病人及其家庭。希望医疗政策、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从制度上减少医生的后顾之忧。医患之间更要增加了解。
这是一个令人感动也令人感慨的故事。
感动在像一艘破旧不堪之船的病人，沉到了海底，幸遇良医把她捞了上来，又让她看到阳光。
感慨的是，这次是治愈了、救活了，如果没有救活，或者说术中出现意外，会不会有成为了第二个被推开的“聊城假药门”或是洪洞县的飞刀之争？
要知道，当初王某的医院专家不愿收治，无能为力后才无可奈何“死马当活马医”的找到了陈宗祥医生，求取最后一搏的！要知道，近日的“洪洞飞刀”那也是事先医患双方沟通好了的。可即使有言在先，依然反目成仇。一个又一个人心探底的案例，使医生变成了土罐里的缩头乌龟，明哲保身，不敢一搏。以至于出现了上述的这则令老一辈专家曹泽毅医生感到匪夷所思的病例。更无奈的是，匪夷所思不仅仅表现在医生不敢冒险上，甚至还体现在诊疗规范上的拘泥，不敢更新与突破。罗袆明医生就曾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他在美国的急诊故事，看后令人深思：急诊抢救了一个误服药物的病人，这个病人因为抑郁想自杀，于是一口气服掉了片对乙酰氨基酚-氢考酮（约为每日最大剂量的10倍）。然而刚吃完就后悔了，于是拨打急救电话被送来我们急诊室，下了救护车直接拉进抢救间。进来后虽然精神状态差，但神志依然清醒，可以交流。此时距离误服药物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按照国内的惯例估计是要迅速洗胃。然而，洗胃这种老百姓人人皆知的急救方法，在美国几乎已经被淘汰。原因是研究显示大部分药物服用后，很快会被吸收入血，对于尚留在胃肠道的那部分，通过活性炭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吸附和阻止人体吸收。洗胃带来的额外获益大多数时候微乎其微，同时洗胃患者很容易因无法保护气道造成误吸，从而导致更严重后果。因此洗胃在抢救误服药物中，绝大多数时候被认为是弊大于利的。接下来迅速静脉注射对乙酰氨基酚的特效解毒药物N-乙酰半胱氨酸，然后叫重症监护的医生来看病人，这个病人很快被收入ICU。由于氢考酮属于阿片类药物会抑制呼吸中枢，因此还使用了阿片受体的拮抗剂纳洛酮静脉滴注，维持二氧化碳分压稳定。在ICU进一步的支持治疗下，几天后患者脱离了危险期，并没有发展为肝衰竭，然后很快就出院了。这么大剂量的误服在规范化的治疗下也能转危为安,也是很令我惊讶和欣慰。在美国对乙酰氨基酚和阿片类药物服用过量都是急诊常见病，有规范化的诊疗策略。如果是不熟悉的药物误服，美国还有24小时中毒热线供急诊科医生随时咨询。罗医生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洗胃，在我国几乎人人皆知的公认的急救方法，今天，在美国却几乎被淘汰。但是，要否定这种急救观念，不要说老百姓不接受，就是国内大多数医生也不认同，或者说，也不敢认同。因为，这风险太大，大到没有谁敢做吃螃蟹的第一人！对此，急诊超人于莺跟帖谈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今天一个小师弟跟我讨论一个病例，服多片去痛片已经11小时的自杀的患者，问我是否需要洗胃。我说明确不需要洗胃，也不需要活性炭治疗。可是还是有急诊医生说，洗胃还是必要的，至少家属觉得我们尽力了。还有大夫说，循证医学是不错，可不能都按照循证医学来……看完这两个故事，我相信大家内心一定如同打翻了五味瓶。因为医患矛盾的冲突和医疗环境的恶化，居然导致了明确不需要洗胃，可我们的急诊医生依然认为洗胃是必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医学上的有利患者原则，而是至少让家属觉得我们尽力了，不找医生麻烦。这是中国临床医学的悲哀！而更悲哀的是，大家承认循证医学是推陈出新的，可却不能不敢都按照循证医学的脚步去跳探戈。
倘若你觉得这两件事还不够震撼你脆弱的内心，那么王少雄医生讲述的下面这件陈年往事，则直击人心、令人无限感怀：15年前，我还是住院医。一天值下午班，有位病人抢救无效宣布死亡后撤离，病人尸体送到殡仪馆。18点下班前，死者家属找到我，说是没死，让我到殡仪馆看看。我立马失惊，家属安慰说不要紧，就是去看看。没死就拉回来继续抢救，不怪我。我穿着工衣，带上血压计和听诊器，悲壮地独自上了家属带来的车。到了地，胆胆战心惊地给尸体体检，确确实死了。家属不信，说工作人员说了尸体还热不烧。请附近老中医看了，也说没死，医院。无奈，我打电话给主任。不知道他怎么想，反正来了后又解释又恫吓，终于放我们走了。出了殡仪馆门，我问主任：走回去吗？主任说：我留了一手，救护车停在外面路边，不行赶紧跑！
如果说前面两个故事，凸显映照了我国目前医疗现状窘境的话，那么后面这个故事就最能反映造成这个果的因。在医患信任危机之下，在医患矛盾压力之中，医生的观念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如今，很多医生觉得，治不治得好病不是首先考虑的，最要紧的是怎么保护自己，不冒风险，确保不发生医患纠纷，不给自己带来麻烦才是至上原则。当医生觉得自己的安全保障都没有了，随之而来的后果自然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后果虽然是隐性的，不容易察觉的，但对于病人来说，这种损失却是巨大的。首先，对于患者，经济负担加重了。医生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不失误，不肯也不敢漏掉任何一项检查，有的出现异常的概率即便非常之低，医生也会要求患者接受。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没做这个检查，而患者又万一有这样的问题，那万一出现医疗纠纷，就会鉴定是医生的责任。试想哪个医生敢冒这样的风险？于是虽然是小恙，大而全的检查也必须跟上。更严重的是，由于害怕承担风险，医生往往会给病人选择最最保守的医疗方案，稍微有一点风险的前沿新方案和新技术也不敢贸然实施。比如，在国外已经被活性炭取代的洗胃技术，在当下的中国医生依然作为口服中毒者的首先，是断不敢有谁更替实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很难接受到最优最佳最有利的治疗方案。而对于医生而言，精神压力大是其次，最糟糕的恰恰就是不敢尝试有创造力的不断优化的治疗方案。有风险的临床技术不敢推广，有风险的难度手术不敢开展。结果，越是不敢做，手就越生，临床技术和医学水平越得不到提高。如此恶性循环，很多本来很有才华的医生，到最后可悲的沦为了平凡的一代，甚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的庸医。问题是，这一切的恶果，最终还得由患者去买单。因此当医生的职业得不到尊重、理解与信任；当医生的执业安全得不到保障、维护和捍卫，患者想得到最优最佳的治疗那是无疑是痴人说梦，医疗质量安全自然也是天方夜谭。
叶正松只说真话，不唱赞歌
